北京日报：从前辈先贤家书中感知信仰的温度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丝绸之路中外工匠文化交往史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202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为髹涂的大漆，亦称自然漆，源自中国特有的乔木——漆树。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漆弓”，印证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大漆髹器的国家。作为延续八千年的髹漆技艺，中国漆器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还沿丝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滋养了世界文明，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典范之一。

丝路：漆器之路

丝路是漆器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一条连接世界的“漆器之路”。尽管中国漆器不是丝路贸易体系中的主要外销商品，但它凭借特有的文化秉性与美学品格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成为文明交流的“东方名片”。

自汉唐起，中国漆器借助丝路销往海外，尤其在与东亚、西域国家的贸易中占据显著地位。宋代海上丝路兴起后，国家积极鼓励拓展诸藩市场，扩大沿海港口对外漆器贸易范围和规模。元代丝路贸易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与保护，市舶提举司为丝路漆器贸易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明代虽实行朝贡贸易制度，严格限制海外商人来华贩卖漆器，但伴随郑和下西洋以及海上丝路贸易利润的诱惑，中国漆器的输出并未停止，尤其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要求与中国通商，并购买中国的奢侈品——漆器。在清代，政府为了打击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以巩固王朝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但欧洲对中国漆器的需求依然持续旺盛，他们通过传教士的私人携带、走私活动以及外交馈赠等多种途径，设法获取中国漆器。

总体而言，漆器堪称丝路上极具影响力的中国商品。由于购买昂贵的漆器消耗了本国白银，以至于世界白银持续流入中国，引起了日本、法国等国家经济界、政界的高度关注。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考量，这些国家随后采取贸易管制措施，限购中国漆器及相关奢侈品。

北宋剔黑双鸟花纹大碗，现藏于德国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    作者/供图

历史逻辑：从溢出到回流

在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中国古代漆器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传播路径呈现从溢出到回流的历史逻辑。

汉唐时期，中国开放的民族心态与优秀的文化传统对漆器文化的输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更广泛意义上说，当输入国与输出国的文化是互补的，潜在的文化外溢效应必将更容易被广泛摄取。或者说，当文化输出国拥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优势时，它对输入国的文化演进过程所产生的潜在影响是深刻且持久的。汉唐时期的漆器不仅是汉唐帝国的物质文化精品，还是丝路上重要的“文化使者”。从黑海北部克里米亚半岛、朝鲜乐浪郡、蒙古诺彦乌拉墓葬等地发现的汉代漆器以及日本奈良时代唐招提寺的脱纱漆塑像等看，汉唐中国漆器文化被海外国家广泛接受。显然，当输入国的文化缺少某些输出国的文化元素时，这种补益自身文化的增益效应就愈加明显。

至宋代，因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成为对外贸易新通道。此时，士人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独特地位，宋代海上丝路贸易已然介入了文化生产的耦合矩阵时期，呈现出动态的能量循环发展特征，即贸易为文化生产提供契机与途径，文化生产又为贸易提供能量与资源。因此，宋代贸易在对文化生产的嵌入式发展中实现世界文化能量的动态流动与传输。特别是伴随宋代商品经济与文人社会的发展，中国漆器开始走向一个生产私营化、文人艺术化与外销商品化的全新时期。据《梦粱录》载，当时临安漆行、温州漆铺等漆器生意红火。其中，“温州漆铺”举世闻名，而“浙漆”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这标志着中国南方漆器制造业不仅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品牌，还全面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宋人的雕漆、螺钿等工艺在唐代髹漆基础上走向了极盛，色漆与推光技术更是炉火纯青。然而，随着海上丝路贸易及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古代“重本抑末”的思想开始发生松动，士大夫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漆器消费观念也随之抬头，并塑造了相应的社会风气。

元代是中国古代漆器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部族体系走向政治国家的过程中，蒙古人的漆器生产实践受到奢华思潮以及特定部族化偏向（如植物图案的运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其发展并未因此停滞，反而因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及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开拓，获得了进行跨文化对话与拓展的更大市场。这一过程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漆器技术自身的演进，更在对外文化传播中释放出显著的文化影响力。因此，元代漆器美学虽被部族化、贵族化的奢华风尚所主导，但其在技术上的精进，不仅促成了古代中国漆器发展的关键性飞跃，其技术体系与艺术范式亦随之扩散，对世界漆器文化产生了显著的辐射效应。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漆器输出与传播具有显著的全球化流动意义。在日本，漆工黄成的著作《髹饰录》被奉为漆工行业的“宝典”，而“江千里”漆器则成为日本漆工模仿生产的一个知名品牌。在东南亚地区，据马尔代夫漆工萨伊德所述，马尔代夫的髹漆工匠众多，其技艺传承可追溯至郑和下西洋时期，已有600余年的历史。在欧美国家，明清漆器不仅展现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接纳与崇尚，而且以其独特的审美体验，重新诠释了中国漆器所特有的美学形象，充分体现了明清时期漆器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

随着18世纪后期日本漆器与1884年美国《垸髹致美》文本相继传入中国，中外漆器文化互动中出现一种“回流”现象。所谓“回流”，即漆器流动过程中的逆向现象。这种“回流”并非简单的物理返程，而是指在漆器文化要素（如技术、审美、理论等）的传播链条中，俨然出现了方向性逆转，外部文化因素反向回流中国的现象。就社会动因而论，被引入的《垸髹致美》显然是洋务运动的直接产物，是晚清社会发展实业的需要。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引入暗示了美国漆文化开始逆向流动至中国，打破了中国漆器文化一直输出海外的局面。不过，其技术配方也给中国髹漆技术带来新的发展走向。

北宋剔黑漆盘残片，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作者/供图

对话机制：从接受到误读

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古代漆器以精巧工艺、奢华美学和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重要媒介，其背后蕴含了深层次的文明对话机制。

从输出机制看，中国古代漆器文化通过丝路走向世界的路径是曲折的，抑或处于一种被动的输出状态。自汉武帝开通丝路起，漆器便作为恩赐物被赏给匈奴的使者。到了唐代末期，漆器的输出从西北陆路开始走向海路。至宋代，受辽、金等北方民族的影响，漆器的输出路径发生转变，逐渐向南方及海上方向发展。元代漆器输出虽然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但在“互市之法”的严格控制下，漆器输出的数量是有限的。明清部分时期的漆器输出受到“海禁”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期海盗、中间商、走私等性质的漆器输出贸易，更能说明中国漆器的输出是曲折的，并非一帆风顺地走向世界。

从转译机制看，中国古代漆器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蕴含着绘画、书法、园林、宗教、音乐、建筑、器具等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18—19世纪的欧洲宫廷贵族拥有一件中国漆器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更代表着一种地位与情调。他们认为，拥有了奢华的漆器就等于拥有了高贵的中华文化。甚至还认为，从中国漆器的图案上就能享受到一次免费的中国旅游，更能理解中国文化的博雅与美学思想的深厚。因此，中国古代漆器的世界传播实质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一次转译。漆器确乎是泽被东西的美学思想的见证，中国古代漆器空灵的空间造型、神奇的图案叙事、鲜明的色彩构成、自然的造物形态皆是中国美学思想先天的特质。显然，中国美学思想的转译不同于现代西方美学思想的转译，即中国美学思想在西方的转译主要是凭借器物美学，而西方美学在中国的转译主要是借助文本。漆器就是中国美学思想转译的重要载体，丝路漆器的输出历史则是中国美学思想的转译史，它见证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特有身份与世界地位。

从影响机制看，中国古代漆器作为生活的器物被传播到海外之后，不仅改变了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提升了世界人民的审美体验，还提高了消费漆器国家的文明程度。例如，漆器餐具成为欧洲贵族和王室的时尚，影响了他们的饮食文化。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将漆器作为礼品和装饰品，融入到社交礼仪和文化活动中。在美洲，中国古代漆器主要通过欧洲殖民者的贸易活动传入，他们开始接受和欣赏中国的漆器风格和审美观念。同时，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西方人从学习中国漆器到仿制中国漆器。这不仅改变了西方的造物实践，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化学、材料学、植物学等学科的发展。这种由物质文化交流引发的科学知识进步，也间接推动了全球跨学科融合与技术进步。因此，中国漆器的全球传播成为世界科学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催化剂。

从接受机制看，18世纪之前，海外对中国漆器的消费及文化体验主要是被动接受。因为他们既难以理解中国漆器背后所呈现的艺术文化，又未能充分把握中国漆器身上的审美特质。这种双重认知障碍限制了接受者进行更主动、更深入的阐释与互动。西方一直没有生漆种植，加之在“异国情调”文化心理的驱动下，中国漆器在传递中华文化及其审美思想的同时，也给世界人民提供了中国漆器的“他者想象”契机。譬如，日本在汉唐时期就开始研学中国髹漆技术，并在明代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漆器，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漆器生产大国，以至于西方人误认为日本是“漆国”。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中外文明对话存在某种误读与想象。这种文化认知困境使得西方对中华漆器的体验只停留在物质表层，未能实现更深层次的文明认同。

丝绸之路为中国漆器的世界传播提供了重要路径，这一传播过程蕴含着独特的历史逻辑与对话机制。中国漆器的海外输出不仅体现了中外文明交流的普遍意义，更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对话与互鉴场域。这种以物质载体为媒介的文明交流模式，展现了“器以载道”的东方智慧，为当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经验，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模式贡献了中国方案。

清末民初剔黑芙蓉花五喜鹊八菱形大盘，现藏于日本东京细川永青文库。    作者/供图